《做工的人》：做不到的醫囑，會變成病人對醫生的虧欠

從一句「沒有啦，就是有時候腰痠吃個止痛的」說起

手術前要問藥。

這一題問起來很簡單：「平常有沒有在吃什麼藥？」大部分的人會說血壓藥、糖尿病藥，有人會補一句阿斯匹靈。然後常常有這麼一句收尾：沒有啦，就是有時候腰痠吃個止痛的。

那句話在病歷上通常不會留下任何東西。

《做工的人》裡有一篇叫〈呷藥仔〉，它告訴我那句話底下是什麼。林立青寫：「工地現場的醫藥箱，優碘、紗布、棉花、繃帶可以放到過期，最常被使用的，就是止痛藥。」有人非普拿疼加強錠不吃，木工泥作粉塵大，固定吃鼻塞喉痛的膠囊；女工流行甘草止咳水。然後是這一句——「男工們普遍相信，這些藥品配上高粱酒後藥力更強，因此，真的有師傅將高粱酒裝入水壺中，和止痛藥物一併服下。」

還有一種他也寫了：回到診所，自費打一針止痛，再拖著身體回工地。

用台灣自己的健保資料庫算過。那是一個病例交叉研究，八千三百五十四次新發生的急性心肌梗塞住院，每個病人當自己的對照。口服非選擇性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，調整後勝算比一點四二；而針劑的是三點三五。其中 ketorolac 針劑四點二七，是所有被研究的止痛藥裡最高的一個。

那一針，就是為了明天還能上工打的。

Naproxen 的美國仿單上有一行黑框警語，寫得比任何衛教單張都直接：「在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情境下禁用。」 同一份仿單還寫，這類藥的心血管風險「在治療的頭幾週就開始」，而且有沒有心臟病史，相對風險差不多。

所以我在門診問不出來的那一段，是一整套藥。

但我想講的不是他隱瞞。他沒有隱瞞，他只是不覺得那是「藥」。 那是工具，跟護腰、跟手套、跟那罐用青草茶貼紙包起來的保力達 B 一樣，是為了把今天做完的工具。

問題出在問的人身上：我問的是「你吃什麼藥」，而他聽到的是「你有沒有在看病」。

這本書的來歷，和它書衣上那句自首

林立青，本名林亞靖，一九八五年生。景美國中，東南科技大學土木系進修部，畢業後進工地當監工，一待十年。

書的來歷有一段很好的記載，是編輯自己寫的。寶瓶文化的朱亞君：「二〇一六年，因為當時臉書的機制，看到詩人阿布按的一個『讚』，循線看到了林立青，那時他正在和臉友熱議『工地八嘎囧』究竟是什麼模樣。從很有限的線索中，我只知道他是一個工地監工，除此 Google 不到任何訊息。」她接著寫：「這個新人，沒有背景沒有名氣，甚至在跟出版社簽約之後，電腦裡才裝了 word 軟體。」

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出版，二百八十八頁，二十七篇，攝影是賴小路——他本名賴啟光，十八歲做過下水道工地的粗工。書分三輯：工地人間、愛拚、活著。

後來的事大家比較熟。二〇一七年拿了 Openbook 好書獎的「美好生活書」；二〇二〇年 HBO Asia 六集影集，隔年金鐘獎九項入圍四項得獎（迷你劇集獎、導演鄭芬芬、男主角李銘順、男配角薛仕凌）；二〇二三年電影版，全台票房約三千九百五十二萬。二〇二二年三月他成立友洗社創，做場館與特殊現場清洗，僱用無家者；二〇二五年拿了第十三屆總統文化獎的青年創意獎。

但這本書最值得先看的一頁，是書衣。他在自我介紹裡寫：「編織的謊言可以吸引憐憫，搬弄而成的印象可帶來同情，造謠之後好求取寬容。如此而已。」 受訪的時候他把話講得更白：「所以故事是不是真的，你得自己去判讀，我在自我介紹裡說了，我是個說謊造謠者。我是故意的。」

還有一句，我認為是全書最實用的一句，而且跟我的職業直接相關：「做工的人」是自稱。 他說過，外人拿這五個字去稱呼工地現場的工作者是很不禮貌的，應該叫「師傅」。這本書的書名是一句自稱，不是一個稱呼。

但我想先誠實地放一句：這本書的代言資格是有爭議的。

而且爭議是真的、有名有姓、有日期的。二〇一七年二月書出版，三月到四月就吵開了。

書評人萬金油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在 OKAPI 寫：「作者站在一個極正確（我是工人寫工人）的寫作位置。作者的血統在文本裡是一個權威的位置，我們的閱讀只會被拖著走⋯⋯對中產讀者來說這些感嘆都是不帶威脅或刺痛的，作品激起了情感的漣漪之後，也就沒了。」他還指出一個技術上的問題：「他有時候是工人，有時候又不是。」——監工不是工人，他是管理者。

苦勞網的張宗坤（政大勞工研究所）三月五日那篇更重：「這種帶著距離與浪漫想像的閱讀姿態，不只與事實不符，更幾乎是強迫底層的他者，承擔整個社會同情與失落的眼光」，結果是勞動者「會因此從『翻攪結構的積極行動者』轉為『人道主義者輕巧地同情的對象』」。他另外指出一個我認為完全成立的錯誤：把「營造業工人」的經驗，當成全體「台灣工人」唯一的經驗。

最誠實的是頒獎給它的那一方。Openbook 好書獎的評審報告自己寫：「當然也有人質疑作者的代言資格，甚至於這樣寫法的廉價正當性，這些批評雖然不是無的放矢，但終究還是不該抹煞這本書的寫作成就和獨特性。」

而林立青的回應是：「他的批評我倒是很認同：由於每個作者的眼界有限，我確實無法跳脫和基層工人相處所帶來的印象。」

這裡有一件事讓我讀完很不舒服，所以我把它寫出來。最狠的那一句批評，是作者自己先講的，而且早於所有的書評。 二〇一七年三月受訪時，問到書為什麼賣得好，他說：

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慾吧，大家發現原來工人也會幹譙，讀者想看他們怎麼幹譙，怎麼痛苦，大家拿個望遠鏡，透過這本書，安全地看工人怎麼幹譙警察、公務員。

訪問者接著問他，你捕獵了別人的故事，自己卻變成了暢銷作家。他回答：「我其實有點愧咎。」

所以這本書內建了對它自己的批評。這是它誠實的地方，也是它最滑的地方——一本先認罪的書很難被判刑。 我沒有要因為這件事扣它的分，但讀的人應該知道自己站在哪裡：你手上拿的是一支望遠鏡，而說明書是製造商自己寫的。

望遠鏡不會縮短距離。它把影像送到你眼前，而把距離留在原地——這正是它好用的原因：你可以看得很近，而不必真的走過去。

我從這本書帶走的三件事

1. 1

   先把稱呼改掉Call Him 師傅

   尊重不是先有態度再有用詞，是先有用詞；而用哪個詞，由被叫的那個人決定。

   不是「阿伯，你是做工的喔？」

   而是叫他師傅。林立青說得很清楚——「做工的人」是他們講自己的時候才用的，外人拿這五個字去稱呼工地現場的工作者，很不禮貌。整本書的書名是一句自稱，不是一個稱呼。

   難在你得先承認，決定怎麼叫一個人的權力，本來就不在你手上。

2. 2

   先問做不做得到Ask If He Can, Not What He Should

   一個對方結構上做不到的醫囑，不是建議，是關係的結束。

   不是「你這一個月不能提重物。」

   而是〈呷藥仔〉：「做不到的醫囑轉換為對醫生的虧欠，從此不敢再面對醫生。」他接著寫：於是從牙醫到骨科，每一個醫生的診間大門都再也不敢跨入。

   難在問了「做不做得到」，你就得聽他說做不到，而你其實沒有下一句。

3. 3

   望遠鏡是安全的The Telescope Is Safe

   同情跟凝視在自己身上長得一模一樣，因為你只摸得到自己這一端。

   不是我讀完這本書，我更理解他們了。

   而是作者自己的話——「大家拿個望遠鏡，透過這本書，安全地看工人怎麼幹譙警察、公務員。」安全兩個字是關鍵：影像送到了，距離沒有動。

   難在清流跟低俗犯的是同一個錯。一邊很確定自己在關懷，一邊很確定自己在講實話，兩邊都很確定自己不是在看戲。

第二張的因果是倒過來的，值得停一下。我們習慣的順序是「醫生給建議，病人配合或不配合」；但在他寫的那個場景裡，做不到是先存在的事實，醫囑是後來撞上去的。 撞上去之後碎掉的不是那條建議，是那個人下次還願不願意來。

三張裡最難的是第三張，而且它難的地方在於沒有動作可以做。

前兩張都是練得起來的：改口叫師傅，多問一句做不做得到。第三張沒有對應的動作，因為它要處理的是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，自己是什麼姿勢。

而這件事是沒有底的。林立青自己困在裡面（「我其實有點愧咎」），批評他的人也困在裡面——一篇替工人說「你們不該被同情地觀看」的評論，本身也是一篇由讀書的人寫給讀書的人看的文章。我寫這一篇也是。你不會因為意識到自己拿著望遠鏡就放下它，你只會變成一個知道自己拿著望遠鏡的人。

我能想到唯一誠實的做法，是不要假裝距離不存在，然後在那個距離上面做點真的有用的事。下面那一段就是我試著做的事。

從醫療的角度，我讀到的是什麼

我把〈呷藥仔〉那句話當成一個可以查證的主張來查。結果比我預期的糟。

先講我查到最反直覺的一件事：「你要多運動」這句話，是為一個坐著的身體寫的。哥本哈根那個十萬四千多人、追蹤十年的世代研究把體力活動拆成兩半，方向完全相反——休閒時間活動量高的那一組，心血管事件風險比零點七七；而職業上活動量非常高的那一組，是一點三五。同一個身體，同樣是流汗。這不是定論（這種工作本來就集中在社經地位低的人身上，殘餘干擾很難排除），但它反覆出現，而且不管因果怎麼解釋，衛教那一面的結論是清楚的：對一個已經扛了十小時的身體講同一句話，最好的情況是沒用。

第二件事是量級。一百七十五萬人、四十八個世代的統合分析：低社經相對於高社經，調整掉吸菸、飲酒、高血壓、肥胖、不運動、糖尿病之後，全因死亡風險比還剩一點二六；換算成壽命是少掉二點一年——比高血壓（一點六年）、肥胖和不運動（各零點七年）都大。我們的出院衛教單上寫吸菸、寫血壓、寫體重，不寫這一項。這不是疏忽，是因為它不是我們開得出處方的東西。但「開不出處方」跟「不存在」是兩件事，而衛教單上只列得出後者。

台灣的版本更難看。用健保資料庫，二〇〇五到二〇〇八年的一萬零三百二十位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病人：死亡率，低收入百分之十二點一〇，非低收入百分之五點二五。照護品質只能部分解釋這個差距。可以補一個限定——低收入的病人可能來得比較晚、病得比較重——但「來得比較晚」本身就是同一個故事的一部分，不是可以用來把它解釋掉的東西。

反例在制度這一邊。這一段對準的是制度，不是任何一位醫師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心臟復健是有效的：Cochrane 收了八十五個隨機試驗，全因住院的需治療人數只有十二。台灣實際上做的人，三個月內是百分之十五點六，六個人裡面一個。原因量得出來——財務障礙七成、工作障礙近五成、交通障礙近五成，而這些障礙在住院期間往往沒有被處理過。真正決定性的是我原本不知道的下一格：勞保的普通傷病給付，法定要件是「住院診療中」。心臟手術的胸骨大約要三個月才長得回來，那三個月不能提重物、不能推、不能拉、不能開車——而那三個月，一毛都不給。同一件事如果被認定為職業災害，規格完全不同；但一位工地師傅的冠狀動脈疾病，幾乎不可能被認定為職業災害。所以「你這三個月不能提重物」這句話，在制度上等於「你這三個月沒有收入」。他聽得懂這句話的完整意思，只是那個意思沒有寫在衛教單上，也沒有寫在病歷上。

而病歷上會寫的是四個字：醫囑順從性不佳。

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二〇〇九年的用藥遵從性指引，開宗明義那一句我認為就是林立青那句話的官方版本：「不遵從醫囑不應該被視為病人的問題。它代表的是醫療服務提供上的一個根本限制。」世界衛生組織二〇〇三年那份報告給的數字是：已開發國家的慢性病病人，平均遵從率只有五成。一個一半的人都做不到的東西，問題通常不在那一半的人身上。那四個字把一個制度事實，寫成了一個人的品性，而且它會留在紀錄裡，被下一個看到的醫師讀到。

最後一件事我本來要寫，查完刪掉了：「夏天工地的高溫讓師傅的主動脈剝離變多」。兩截都不成立——主動脈剝離的季節性多個統合分析都指向冬天最多；而高溫推高心血管死亡的資料來自一般人口，追蹤戶外工作者、給得出風險比的世代研究，我找不到。我把刪掉的理由留在這裡，因為它本身就是這本書在講的事：沒有人研究過他們的心臟會怎麼樣，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關於誰的身體會被研究的陳述。

一個病人做不到的醫囑，和一個病人不肯做的醫囑，在病歷上長得一模一樣。分辨它們唯一的辦法是多問一句，而多問的那一句會換來一個你答不出來的答案——所以我們通常不問。

值得讀嗎

值得，但要當成散文讀，不要當成報導。

這不是我的評價，是作者自己的要求：書衣上那句「我是個說謊造謠者。我是故意的」，加上他受訪時說故事是不是真的要讀者自己判讀。把二十七篇當成「台灣工人的實況」來引用，正好踩進二〇一七年那場爭論的正中央。

它最好的地方，對我來說是〈呷藥仔〉。那一篇對醫病關係的描寫，比我讀過的任何一篇醫學教育文獻都準——而它是一個工地監工寫的，寫的是一群拒絕進我們診間的人，而且他解釋得出為什麼。醫學教育很少從「病人為什麼不再出現」的那一側描述過這件事，因為那一側我們看不到。

它的限制也很清楚，而且張宗坤那一句就夠了：二十七篇全部是營造業，而且是二〇一六年的營造業。把它讀成「台灣工人」會犯的錯，是拿一個行業的經驗去蓋住所有行業。

時間不夠的話，我的順序是〈呷藥仔〉、〈工地外勞〉、〈工地調酒〉。這三篇當年都有授權的全文刊在網路上（《報導者》、《商業周刊》、《今周刊》），可以先讀完再決定要不要買書。

最後回到你的兩個心得。

「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相處方式」——我會把它收窄一點，因為原來那句話很容易變成一套話術，變成「面對什麼人講什麼話」。我讀到的不是那個。我讀到的是：決定用哪一種方式的權力，不在你手上。 「師傅」那個例子就是全部的道理——正確的稱呼不是我推敲出來的，是被稱呼的那個人定的；我唯一能做的事是去問，然後照他說的改。它不是一門技術，是一次讓渡。

「人類總是太自以為是，不管清流，或是低俗亦同」——這一句我幾乎補不了什麼，因為這本書自己就是證據，而且是雙向的：它記錄了一群人被觀看的方式，也記錄了觀看的人有多確定自己不是在看戲。那場二〇一七年的爭論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是兩邊都很有道理，而且兩邊都是讀書的人在替不在場的人發言。

全書最誠實的一句話還是作者自己說的：「我其實有點愧咎。」

我沒有辦法不用望遠鏡。我的門診就是一支望遠鏡——它一次給我幾分鐘，把一個人的影像送到我面前，而把他回去以後的那段距離原封不動留在原地。

我能做的只有在放下它之前多問一句：這一個月不提重物的話，家裡誰去上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