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秧歌》：那一欄一定要有數字

從一題一定要有答案的問題說起

零到十分，你現在幾分。

那位先生開完刀第二天，護理師問他。他說還好。

還好不能填。那一欄必須是一個零到十之間的整數，不填完病歷不給存。所以她再問一次，他想了一下，說三分吧。

那個「三」就進了系統。它會往下走——進交班、進品質指標、進出院摘要；而在有些醫院，它還會決定下一步給不給藥，因為有人把它寫成了一條規則。

「還好」不見了。

他沒有說謊，護理師也沒有做錯任何事。那一題本來就是為了讓他說得出口而發明的——在那之前，太多人的痛是沒有人問的。

只是現在，那一欄一定要有數字。

一本寫徵用的書，自己被指控是被徵用的

《秧歌》，張愛玲，中文十七章，之後接〈跋〉。一九五四年先在香港《今日世界》連載十三期，同年出單行本。

秧歌在書裡出現兩次。第一次是農民自己跳的；第二次不是，第二次是為了慶祝而被調去跳的——年青人頭上紮著黃巾，把眉毛眼睛高高吊起來，「使他們忽然變了臉，成為兇惡可怕的陌生人」。同樣的步子，換了主人。

這裡我想先誠實地放一句：這本書的來歷，是有爭議的，而爭議的形狀跟那場秧歌一模一樣。

她一九五二年到香港，不是美國新聞處的職員，是應徵翻譯《老人與海》而認識對方的按件計酬譯者。而《秧歌》在那次見面之前就已經在用英文寫了——她帶了幾章去給對方看。所以題材和情節是她自己的，連申請單上那份故事大綱都是她自己擬好附上去的。

但成書之後的每一步都在那個體制裡：美新處用四百美元買斷手稿，在自家刊物連載，由自家出版社出單行本，而那張一九五三年的授權申請單上，「美新處對於內容是否有編輯控制權」那一欄填的是「是」。到一九五九年，這本書已經被譯成二十種外語。

而真正被命題的是另一本書。「委託」這個詞，是她自己說出口的——她主動告訴訪問她的人，《赤地之戀》是在 commissioned 的情形下寫成的，「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，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」。八十年來整條爭議的語源就是那一個英文字，而她用它指的不是這一本。

一九五五年她寫信給胡適，裡面有一句：

「您問起這裡的批評界對《秧歌》的反應。有過兩篇批評，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，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。」

同樣的步子，被不同的人踩，就不是同一支舞了。

而步子本身不會抗議。

我從這本書帶走的三件事

1. 1

   同樣的步子，換了主人Same Steps, New Owner

   動作沒有變，意思整個反過來。

   不是這個做法本身是好的還是壞的？

   而是它現在為誰而做、報給誰看？——答案會隨著第二個問題改變。

   難在從外面看完全一樣，連跳的人自己都不一定感覺得到那個轉換是哪一天發生的。

2. 2

   對著問的人回答Answer the Asker

   胡適說她前後矛盾，她說那是人物在求生。

   不是他剛才講的跟現在講的不一樣，所以有一個是假的。

   而是他對不同的人講不同的話，而兩次都是真的——真的在求不同的東西。

   難在你沒辦法只看一個人的回答，你得先知道是誰在問、問來做什麼。

3. 3

   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Between Toothache and Heartbreak

   她寫飢餓，寫成一種位置不明的東西。

   不是你哪裡痛？幾分？

   而是它比較像牙痛，還是比較像傷心？——後面這一題沒有欄位可以填。

   難在能填進欄位的那些，往往正好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部分。

最難的是第二張。胡適讀到譚大娘前面說八十一歲、後面說六十八歲，很客氣地指出「相差太遠，似是小誤」。她回信說那不是筆誤：譚大娘是在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，「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『家裏有八十歲老娘』一樣」。

同一個人的年齡，對著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數字。而那不是說謊，是求生。

從醫療的角度，我讀到的是什麼

那一題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提出來的，理由很硬：在那之前疼痛確實被系統性低估，而且不是平均地低估——同一種骨折，拉美裔病人拿不到止痛藥的機率是白人的兩倍多。

然後它變成一個必填欄位。而最值得讀的那句話就在那份強制令裡：設計的人一邊規定所有病人每次就診都要打零到十分，一邊寫著它不該被視為絕對或客觀的指標；他還補了一句——對某些人來說，相對高的分數可能已經是現有治療下最好的結果。

後來有人去量了。量了之後，疼痛照護沒有變好。 強制令前後各三百次就診，七項流程指標一項都沒動；而回報自己很痛的那群人裡，超過五分之一的病歷上沒有留下任何處理。

而那把尺本身：分數落在一到三的那群人，問完之後你對他痛不痛的判斷，跟問之前幾乎一樣。

反例。這一段對準的是制度，不是任何一位醫師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

而我這一行有更乾淨的例子。從病人進醫院大門到血管被打通，全國中位數從八十三分鐘降到六十七分鐘，九十分鐘內達標的比例從不到六成升到八成三——院內死亡率一動也不動。 心臟衰竭那五項被納入評鑑的指標，四項跟出院後的死亡無關；而真正跟存活有關的那一項不在指標裡。

最後一件會反咬我的事。我原本想說：這個被徵用的指標後來害了病人。這句話撐不住。 那套標準從頭到尾沒有提過鴉片類藥物、沒有訂過分數門檻；處方量在它出現之前已經漲了十年；而主管機關把疼痛分數從給付裡拿掉時，公告上寫的是——我們不知道有任何科學研究支持那個關聯，拿掉是出於極度謹慎。

一個指標可以在沒有人能證明它有效、也沒有人能證明它有害的狀態下，統治臨床十八年。

它最後被拆掉的時候，拆它的人說，沒有證據。

值得讀嗎

值得，而且它很薄。十七章，一個下午讀得完。時間不夠的話，從第三章開始——原稿本來就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，前兩章是她後來為了篇幅補出來的，這件事是她自己在給胡適的信裡講的。

你挑的那三句，我各還你一件事。

第四句（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）正是胡適讀這本書的焦點。 他的信裡寫「這本小說，從頭到尾，寫的是『飢餓』——也許你曾想到用《餓》做書名」。他誇的不是悲慘，是準確。而那個準確對我有用：一種痛如果只能用「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」來描述，那它就填不進零到十分那一欄。 填不進去的東西，不是不存在。

第五句（因為她能勞動）我在病歷上每天寫。 七十二歲男性，三條血管病變。那不是侮辱，那是我們唯一能交班的格式——而且它救過人，因為下一班醫師憑那一行就知道要準備什麼。問題不在那句話本身，在於它變成那個人在系統裡的全部。

還有一件買書時用得上的事：書腰與網路書店簡介的第一句「活著，不過是在時代的輪齒縫裡偷生罷了」，不是這本書裡的句子。它的原型在《赤地之戀》——劉荃心想「這些人都是在時代的輪齒縫裡偷生的人」。出版社把另一本書的句子改寫成了這一本的宣傳語，而那恰好也是一次徵用。

第七句（忽然變了臉）是這一整篇。 同樣的步子，第一次是自己跳的，第二次是被調去跳的。零到十分那一題也一樣：它被發明出來的時候，是為了讓沒有人問的痛被問一次。

那位先生的「還好」，到現在還是沒有欄位。而我那天也沒有再問下去——不是因為我不想，是因為病歷已經存檔了，而下一床在等。